在灰霾隨時可能造訪的京津冀地區，僅用肉眼很難“親眼目睹”到空氣質量的改善。空前嚴厲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國十條”)實施一年來，該地區主要大氣污染物的平均濃度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但人體感官并不像精密儀器那樣觸覺靈敏。

　不過，與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攀談，那種無形的觀念上的變化便不難察覺。

　總部位于山東青島的華世潔環保公司高級工程師袁軍看到了變化。今年5月，他到天津濱海新區開了一家子公司，主要從事大氣污染治理有關的環保科技推廣工作。在一個濃重的灰霾天，剛與客戶談完生意的袁軍對到訪的記者說，他看到了京津冀決心攜手“治霾”的廣闊市場。

　北方大的工業城市天津，當下的“一號工程”叫做“美麗天津”。這是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天津考察時的重要講話要求啟動的工程，包含“四清一綠”，其中，清新空氣被列為首要任務。

　比鄰而居的兩座世界級人口特大城市北京和天津都在努力遲于2017年實現“城區無煤化”。這意味著向昨日生產和生活習慣的艱難告別。北京曾用14年減少燃煤700萬噸，而從2012年開始的5年內，這個數字將是1300萬噸。3年前，天津市區供熱結構中燃煤占65.9%，燃氣占0.8%，今年燃氣占比升至24%，燃煤降至41.7%。現在，從轟鳴的工廠到千家萬戶的暖氣片，都在送別那些與動力和暖意相伴多年的黑色燃煤鍋爐。

　在河北，中國重要的鋼鐵、水泥、煤炭、玻璃生產基地，經濟增長指標出現了多年罕見的降幅。當地第一大支柱產業——鋼鐵產業的增加值占到了工業增加值的三成，而到2017年將壓縮產能6000萬噸。經歷痛苦轉型的河北人熟知習近平總書記的那句指示——河北要卸下包袱，不為GDP排位糾結。

　從北京到天津到河北，經濟結構不同，資源稟賦各異，但這種壯士斷腕式的產業調整背后，歸根結底都是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喊出的那句宣言：“向污染宣戰。”

　　京津冀交界處的天津市武清區擁有華北大的人工森林，希望建成“京津綠肺”。武清林業局科技中心主任黃寶劍對記者說，3年前，灰霾這個詞進入大眾視野時，他們的造林思路開始變了，要從過去生產木材的生產型，轉為涵養生態的生態型。

　天津有個“一號工程”指揮部，四壁掛滿了全市工地、工廠的分布圖及治污時間表。天津市政府副秘書長舒長云稱之為“掛圖作戰”。他告訴記者，“國十條”頒布后，天津市清新空氣行動確定了462項任務、2055個項目，16個區縣、22個部門遞交了目標責任書，全部分解落實到人。

　該指揮部還抽調16名局級官員任組長，開展巡查暗訪和責任追究。對空氣質量連續3個月排名后3位的兩個區縣政府主官，天津市委組織部進行了“警示約談”。

　天津市河西區環保局局長韓鋒深有感觸地說，以前很多人覺得環保是環保局的事情，現在大家意識到，單靠一兩個部門單打獨斗是不行的。他所在的河西區，任務分解后，今年8月正式啟動考核。以往那些趕施工進度、揚塵令人“睜不開眼”的工地很快改觀，苫蓋工地的網子一度脫銷。河西區的空氣質量排名由原來的倒數升到了前三。

　天津市環保局局長溫武瑞說，市里還計劃出臺區域環境空氣質量補償辦法。有人問，空氣在各區縣飄來飄去，怎么判斷誰好誰壞？他回答：目前來看，做工作力度大的和力度小的區縣，空氣質量改善情況是不一樣的。

　韓鋒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肉眼可見的空氣改善確實“靠天吃飯”，是老天爺的事兒，“但是你得管，你不管你失職”。

　在大氣污染治理上，除了“周碰頭、月匯報、季通報、年考核”等強力舉措，政府的思維還轉向了“市場之手”。

　2014年元旦，北京在全國率先大幅提高4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污費標準，調整后達到原標準的14～15倍左右，為全國。與此同時，還實施了階梯式差別化收費政策，實際排放低于規定排放標準50%，則按基準價減半計收排污費。超標排放者不但面臨處罰，還將被加倍計費。

　半年之后，天津也提高排污費標準近9倍，同樣獎優罰劣，階梯化、差別化收費。與第三產業占比超過70%的北京相比，第二產業占據半壁江山的天津，此舉對工業沖擊更大。天津市環保局副局長謝華生說，市里下了相當大的決心。

　如今，市場威力下，謝華生說，很多企業從原來“習慣”交罰金的“被動治污”變為現在的“主動治污”。

　神華國能集團大港發電廠是杠桿政策的受益者。近兩年，該廠投入近4億元，對4臺燃煤發電機組進行了脫硫、脫硝、除塵改造，主要污染物排放濃度不但遠低于國家標準，甚至低于燃氣機組的水平。大港發電廠副廠長張國慶算了一筆賬：過去，該廠每年繳納的排污費在3000萬元左右，新標準下，由于該廠排污指標達到了國家標準50%以下，只需繳納40%的排污費，一年費用降至八九百萬元，相當于每年節省2000萬元左右。

　杠桿的作用開始顯現：北京市環境監察總隊總隊長仲崇磊介紹，排污費標準上調十幾倍后，今年1～9月，北京市排污費開單金額為1.73億元，為去年同期的5.7倍。而天津市初步測算，雖然排污費標準上調了9倍，但迄今征收的排污費同比只增長了4倍。

　溫武瑞舉例稱，當地一家企業由于即將搬遷，沒有進行環保改造，新標準執行后，排污費從去年每月60萬元提高到現在的700萬元，不得不關掉了一些機組。

　這位環保局長近去幾家電廠調研，負責人告訴他，過去也關注污染物排放，但僅限于了解一下，而現在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是看一看過去24小時的排污數字。

　從大港發電廠試點開始，天津準備在兩年內對全市所有燃煤電廠按照燃氣標準進行超低排放改造。溫武瑞說，中央要求天津到2017年減少1000萬噸燃煤，他們正在爭取政策，希望把燃煤降至燃氣排放標準，也能算入減煤指標。目前，天津市能源結構中燃煤占了六成，每年燃煤5000多萬噸，其中電煤約為3000萬噸，改造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天然氣氣源不足，今年的缺口超過12億立方米。

 “我們感覺到，能源結構的調整可能對于改善空氣質量是至關重要的。”溫武瑞說。

　走在灰霾天的京津冀大地上，看得到沉甸甸的壓力，也看得到壓力下的變化和機會。

　天津松正電動汽車技術公司高級副總裁寧國寶和他的同事，將這家以電動自行車配件起家的企業帶到了電動汽車領域。該公司新開發的混合動力系統將顆粒物排放減少了90%，達到歐六標準。寧國寶自豪地向記者提起了業界流傳的一個玩笑：在灰霾天，這種發動機簡直就是“空氣凈化器”。

　在我國大循環經濟園區——天津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國聯報廢機動車回收拆解公司董事長李志平直接感受到治霾的力度。他們計劃引入一條年處理約10萬輛報廢汽車的整車破碎線。受治霾政策影響，該公司回收的報廢汽車數量逐年增長。國聯公司去年全年回收了1.7萬輛，今年截至9月就已達2.3萬輛。近幾年回收的汽車也越來越新。

“為什么我們叫‘城市礦山’？”子牙循環經濟產業區管委會副主任張照于自信地向記者介紹循環產業的鏈條。這里每年可拆解生產100萬噸塑料，相當于每年節省600萬噸原油。每年提供的廢銅相當于江西省全年總產量。他相信，“城市礦山”將隨著城市的環保思維一起長高。

　78歲的天津老人藍健并不了解這些。他習慣到家門口新建的郁江公園壓腿、曬太陽，鍛煉肺活量。他說，過去人們說有風不是好天，刮風不愿出門，經過多年發展，現在風天成了好天，沒風就怕霧霾。他也不知道，他身處的位置恰是將來環城一圈、全長45公里的天津城市綠道的一個節點。他只是期待，這個城市的肺活量能夠回到沒風也不怕霾的時代。

　如果那一天到來，是回歸，也是進化。用天津市工信委副主任賈泓的話來說，是“一樣的土地，不一樣的效益，不一樣的產出，不一樣的環境質量”。